今年1月起,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大力打擊利用互聯網和手機軟件從事非法運營的社會車輛。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多個軟件提供“專車”服務,實際上是變相為乘客提供黑車。這是北京首次公開認定私家車通過打車軟件拉活屬於非法運營。(1月7日北京青年報)
  出租車的“份子錢”問題,一直是困擾出租車行業的重要癥結。如今,隨著各式打車軟件與“專車”的出現,原本就稍顯緊張的出租車司機與車管部門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司機要麼抱怨收入下降,要麼主動跳槽開“專車”,都顯示了這種實質性的影響。不過,這看似只是對原有的半壟斷性質的出租車行業秩序的一種衝擊,卻也在更大程度上,為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明示了路徑與改革窗口。
  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弊端,已無需贅言。正如人民日報近日在題為“是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力模式的時候了”的評論中指出,按說,出租車行業應該是“兩頭甜”的圖景:打車需求旺盛,出租車供應滿足需求,司機群體收入不菲。然而,事實上,“兩頭甜”沒看著,光看見“兩頭難”了:乘客不滿意服務,司機不滿意收入——行業的畸形發育顯而易見。
  不可否認,針對上述現象,無論是出台出租車行業“國標”,還是各地在“份子錢”上作出的一定調整,都表達了一種改善的努力。但時下的種種應對,並未跳出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窠臼,出租車行業的半壟斷性質,也無根本改變。由此也就決定了,無論是在服務與利益分配上,這種微調模式都難以令其真正實現最大優化。
  這種背景下,打車軟件與專車的出現,雖完全屬於市場自發行為,但卻正逢其時。一方面,其差異化的服務滿足了傳統出租車行業服務供給的不足與缺陷;另一方面,不少出租車司機的跳槽,也表明其提供了一種更優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此正好彌補了傳統模式中的“兩頭難”問題。當然,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其在初始階段難免存在不足,譬如現今相關部門對於專車的“否定”主要是基於對其服務安全的質疑。但這種缺陷,只能說是“成長中的煩惱”,完全可以通過管理的跟進而予以控制。僅以此為由將之一概以“黑車”處置,或許有失公平與遠見。
  必須看到,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誕生的打車軟件與專車形式,其有別於行政力量有意設計的改革路徑,而屬於一種自發的市場新興力量的生長,其本身即代表了一種時代趨勢,有其必然性。如果一味延續舊的管理思維或限於利益掣肘,而只看到其暫時性的不足就予以打壓,而非以一種接納與順應的態度來完善與疏導之,或許會錯過了出租車市場發育的最好時機。
  如果說以往談到出租車行業改革,在討論借鑒其他國家的哪種經驗時,往往因各種限制而不置可否,那麼,如今市場力量自發生長而帶來的新局面,可以說已經提供了現成的改革路徑,相關部門只要順應這種趨勢,促進監管的配套升級,即可實行平穩過渡,將各方影響降到最低。而在公車改革的背景下,推進“專車”模式的良性發展,還將衍生更多的社會價值。
  不難預見,隨著互聯網的縱深發展,受之影響、面臨重塑壓力的行業將越來越多,出租車行業不過是其中之一。這樣一種背景下,到底是順應市場化潮流,借勢推進改革,還是依然固守利益,無視時代發展的大勢所趨與公共利益,不惜以強制手段來延緩這種趨勢,孰優孰劣,並不難判斷。
  最後,仍請銘記人民日報在上述評論中的告誡: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隨著矛盾的發展,應該是逐步打破出租車號段控制,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時候了。這才是讓司機和市民都受益的治本之策。
  朱昌俊
  朱昌俊  (原標題:“專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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